藏家故事:“如果我们不是夫妻,便会是拍卖场上的竞争对手”
时代艺术名家    记者/ 转载于:佳士得微站   2020-01-10 16:52:00



  E. Jane Dickson造访来自新加坡的黄天逸(Ronald Ooi)和太太Erica Lai,对他们来说,唐朝陶器塑像、莱俪(Lalique)水晶和费尔南多•波特罗(Fernando Botero)的画作已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。



  对黄天逸而言,收藏是自然而然的事:“小时候我喜欢收集石头,后来有点钱时便开始收集邮票,然后是硬币。”

他的妻子Erica Lai笑言:“他长大后便开始收集女朋友,但太费钱了。” 黄天逸则从容回应:“收藏艺术品便宜得多。”

  这对夫妻可谓天作之合。黄天逸是新加坡金英证券公司的前董事长兼行政总裁,为人冷静而幽默,而Erica原为律师,性格外向,与丈夫内敛的个性刚好相反。

   Erica与约翰•奥尔森(John Olsen)的《托斯卡纳厨房》(局部,1992年作)。艺术品© John Olsen, DACS 2019


  他们的家犹如一座现代灯塔,在Nassim Road众多门户紧闭的独立洋房之间分外瞩目。家中横跨三千年的艺术珍品组成启迪人心的配搭:布里奇特•莱利(Bridget Riley)的画作与一张十七世纪的夺目基里姆地毡完美映衬;唐朝陶瓷朝臣炯炯有神的双眼前,摆放了大卫•霍克尼(David Hockney)为《浪子的历程》(The Rake’s Progress)设计的玩味舞台。

  艺术品的配搭有时也带有恶作剧的意味——费尔南多•波特罗(Fernando Botero)笔下拥有杏眼和坚实下巴的一位冷漠美人,似乎被费尔南•雷杰(Fernand Leger)在1920年创作的《镜前女子》(Femme au miroir)所困扰恼怒。

  这座大宅由阿根廷建筑师Ernesto Bedmar设计,层次分明,空间井然有序。原本宅邸并非为藏品设计,而是以家中两位小成员为重心──七岁的双胞胎Jacqueline和Julianne。

   

  大卫•霍克尼为《浪子的历程》所设计的舞台        费尔南•雷杰《镜前女子》,1920年作。艺术

  照片,一组16幅蚀刻版画和凹版蚀刻画(局         品© Fernand Léger, DACS 2019

  部),每幅20 x 24¼吋,第50版,1961至

  1963年作。©大卫•霍克尼


   Erica表示:“我们以前的房子有露台,打开落地玻璃门便是七呎深的水池,里面养了很多鱼。但孩子学会爬行后,那里就变得很危险。所以我们将内饰全部拆掉,重新设计。”

  从大闸沿户外走道前行,便来到特别打造的游乐场,孩子可以在这里随意玩耍,不怕打破有三千年历史的古董花瓶。而更重要的是,这对双胞胎认为朋友不用因为看到《卡尔•马克思的双眼》(The Eye of Karl Marx)而感到尴尬。这幅覆盖整幅墙壁的波普艺术画作出自澳洲画家理查德•拉特(Richard Larter)之手,令人充满遐想。

  Erica表示:“女儿说永远不能让朋友看到那幅画。”

  黄天逸夫妇位于新加坡的家,泳池旁的花园摆放Aurora Cañero于2012年创作的《救生员》(Socorristas)。艺术品©Aurora Cañero,由艺术家@aurora_canero提供


  黄天逸认为替每件艺术品寻找合适的空间和展示环境就像 “一幅复杂的巨型拼图” 。为应付新加坡潮湿的气候,他们为古董地毡特别建造一间恒温房间,而部分依山而建的大宅则引入大量自然光。

  拥有大量装饰艺术时期珠宝珍藏的Erica强调,要让艺术品或建筑保存得更久,必须仔细考虑气候因素。

 “当你在欧洲购买宝石时,因为阳光很柔和,所以它看起来特别漂亮。但在热带国家欣赏,效果可能完全不同。房子也是一样。如果我们住在加州或澳洲,开放式的设计便很完美。”

 “我经常说长大后我想买Tom Ford的房子(安藤忠雄设计的Cerro Pelon牧场),但这里的建筑师要更努力解决气候的问题。Ernesto来自阿根廷,懂得如何善用光线。他在新加坡生活了30年,所以我们家中非常明亮,但不是直接照射的光线。”

   费尔南多•波特罗《穿皮草的女子》(Mujer con abrigo de piel),1990年作,两旁放有唐朝骆驼和马匹摆设。艺术品© Fernando Botero,获准复制


  黄氏家族的历史与新加坡经济息息相关。黄天逸是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胞弟李金耀的继子,其母李胡秀妍同样地位崇高,她曾任空中服务员,后来成为亚洲最举足轻重的女商人之一。

  她创办的金英证券是首家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公司,而她与撒切尔夫人的合照(Erica称之为 “两位铁娘子” )在家族相册中占据重要位置。

  黄天逸以自己的中国血脉为傲,从他收藏的商朝、西周和汉唐时期青铜器和陶器亦可见一斑。商朝青铜器是中国文明最早的考古证据,饰以凸起的纹饰,精巧细致,却又散发现代气息。

  黄天逸说:“这些铜器来自3,000年前,当时的工匠已深谙浮雕的原理,有一股艺术表现的冲动,令我啧啧称奇。”

  唐朝是宫廷文化的鼎盛时期,横跨三个世纪(公元618至907年),当时出品的三彩马和塑像同样反映唐代微妙的社会发展。

  黄氏解释:“综观历史,中国战事频发,但唐朝却经济繁荣,国泰民安。当时的工匠有机会钻研和改良不同形式的雕塑。最早的马匹塑像以陶土制成,然后涂色,但颜色并不持久。后来艺术家渐渐研发出美妙的钴釉彩,但中国没有钴,必须向中东购买,其价格比黄金更高。”

 “如果你仔细观察部分人像,会发现他们蓄有胡须和鹰钩鼻,明显是来自中东的男士,以商人和朝臣的身份到中国为贵族服务。这些瓷器道出了丝绸之路的故事。”

  Erica对中国古董的反应则更发自内心。当她走进收藏珍品的地方时,她特别播放圣安德鲁大教堂的圣诗录音,然后耸耸肩说道:“该怎么说呢?它们是陪葬品,而我很迷信。”

  Erica在新加坡的家中,身旁是苏笑柏的《萼状云一号》,2012年作,再左边是北齐大理石佛祖头像。艺术品:苏笑柏《萼状云一号》,2012年作。由艺术家和艺术门画廊提供。

  从1930年代的一对捷克椅子到来自地中海东部的地毡,黄氏夫妇喜爱的大部份藏品都是在旅行途中偶遇得来。黄天逸说:“在新加坡,任何超过50年的东西都被视为古董,所以我从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地毡开始收藏之旅。”

 “但当我游览欧洲时,发现那里有世界一流的艺术商,因为冬日天气寒冷,以及其他因素,地毯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这是我改变收藏方向的契机。我现在收藏十六、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地毡,它们是编织而成的艺术品。”

  一次日本之旅也令二人爱上René Lalique的作品。当时Erica拥有Lalique为Coty、Worth和Roger & Gallet设计的香水瓶,但当她在东京古董市场的店内看到更大型的作品时,不禁叹为观止。


 

   


  René Lalique《三条角魚》(Trois          René Lalique《飞蛾》(Papillons de nuit),

  poissons grondins),脱蜡铸造          胸针装饰,约1906至1907年作。照片 © Studio

  花瓶,1921年作。照片 © Studio Y.          Y. Langlois – Musée Lalique

  Langlois – Musée Lalique

 

  黄天逸忆述:“我买了一个花瓶,然后问店主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藏品。店主是一位正直君子,后来我们成为好友。他说如果我想多买一点,可以将托售这批货物的经销商介绍给我。”

 “半年后,我们到东京与这位经销商Shai Bandmann见面,他穿着T裇和破旧牛仔裤走进来,后来我们发现原来他是莱俪玻璃制品的世界权威专家。”

  Erica说:“我们坦白地告诉Shai,虽然我们很喜欢之前发现的Lalique作品,但我们不是专家,于是他开始教导我们,那是非常美妙的经历。Shai的知识渊博,就像中药店里的百子柜一样,每个抽屉都装满不同拉利克作品的资料和典故。”

  在Shai的协助下,黄氏夫妇搜罗了大量Lalique的作品,包括花瓶、灯具、珠宝、车头装饰和装饰板,另外也有不少他的私人文件、日记和草图。

  黄天逸说:“我会说这是世上最顶尖的Lalique珍藏,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重要的珍宝。我最喜欢的藏品是以脱蜡法铸造的独特作品,这类作品在全球大概不超过150件。它们的风格原始、创新独到,我特别欣赏这种原始的特质,因为你能看到工匠铸造的人手痕迹。”

  René Lalique的作品展现自然形态、创意幻想和精准的几何结构,包罗并定义了新艺术和装饰艺术两种风格。黄天逸表示:“若以音乐的术语描述,就像古典音乐、爵士乐和流行音乐融为一体。我是费迪•墨格利(Freddie Mercury)的超级歌迷,我认为Lalique便是艺术界的《波希米亚狂想曲》。”

  每一件Lalique的作品均是巧妙捕捉并折射光线的杰作,遍布黄氏大宅各处,例如乳白色的皮卡第花瓶,也有饰以草蜢的Grillons花瓶,栩栩如生的草蜢仿佛随时会跳起,另外还有一对立体的装饰艺术风格吊灯。然而,大部份珍藏(与Shai Bandmann共同拥有)正借予阿尔萨斯莫代河畔万让(Wingen-sur-Moder, Alsace)的拉利克博物馆(Musée Lalique)展出,经典之作包括1900年Lalique为宣传同年巴黎世界博览会而打造的《有翼的女子》(Femme ailée)铜像,以及1920年创作的经典床头灯《两只孔雀》(Deux Paons),这些杰作吸引世界各地的访客慕名而至。

 “我们不时会到访阿尔萨斯,因为我们是博物馆最主要的借展人,所以他们会带我们到保险库欣赏那些没有展出的藏品。”

  Erica补充:“馆方很贴心,因为这些藏品就像我们的宝贝,如果不能触摸或感受它们,收藏便变得毫无意义。另一方面,如果只把这些珍藏放在家里也没有意思。所以这是最圆满的安排,而且我们也很乐意将藏品借给蓬皮杜中心(Centre Pompidou)或克里姆林宫(Moscow Kremlin Museums)等博物馆举办的特别展览。”

  作为藏家,黄氏夫妇可谓相辅相成。Erica说:“天逸的思路清晰缜密,善于分析,我则比较大胆,但我们的喜好相同。我经常说,如果我们不是夫妻,便会是拍卖场上的竞争对手。”

  对夫妻二人而言,收藏艺术品让他们可以暂时逃离资产负债表的压力,在商业世界找到久违的快乐。或者,正如Erica所言:“在商业世界,金钱就是一切,而艺术正好滋养灵魂的另一面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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