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品人：鲍炳新
策展人：葛玉君 鲍颖
主办单位：上海八号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
承办单位：八号桥艺术空间1908粮仓
艺术家：刘庆和 冯斌 蔡广斌 章燕紫 白璎 彭薇 潘汶汛 朱小坤
开幕式：2019年11月30日 15:30
展览时间：2019年11月23日—12月07日
展览地点：八号桥艺术空间1908粮仓
共振——当代水墨人物创作的阐述逻辑与探讨空间
文/葛玉君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
在全球化语境下，对于艺术的研判，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与时代“同频共振”的关系，或者也可以说，“同频共振”是探讨艺术当代性的重要指标之一。在当下，我们不可能无视时代的变迁，进而要求简单复古式的回归。那样，显然更容易脱离现实的可能性。今日，对于水墨议题的把握，无论从理论维度还是从现象层面，无疑需要更进一步的梳理与建构。这种重构的过程包括揭示各种不同命题，不同现象、不同价值指向之间的逻辑关联，更为重要的是分析各种现象展开过程中的内在理路与纵横脉络。并将各种风格样式置于“共时性”视角中加以考察，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，我们才有可能探讨是否存在未来“再水墨”的可能性，以及这种可能性是在何种层面上得以展开的。
在进一步展开之前，需要界定的是，本文所探讨的“当代水墨人物创作”，主要指的是一种更为“直观”、更为“近距离”的与社会现实发生“同频共振”关系，在某种意义上以批评性视角表现当代消费文化、都市文化语境下的生存体验与生命状态的“当代水墨人物创作”，以及与此相关的或“在场”或“不在场”的文化景观。
“意义的叠加”与“主体的抽离”
在本文看来，当代水墨有其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时代特征。首先，当代水墨无疑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当代性转换的历史讯息，而这种转换至少又包含两个层面。其一，笔墨形式语言层面的当代性转换问题；其二，水墨的精神性、文化属性的当代性转换。而关于水墨的精神性问题（即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传承与转化），同时也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。也就是说，在当代水墨乃至当代艺术创作中，如何重新激活传统进而生发出其“当代性”意义仍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指标。但是，在生存状况、艺术语境等与古代大相径庭的时间意义上的“当代”，水墨则更为迫切地面临着一个横向维度上的如何反映、反观、反思当代人生活的现实问题。因而，与曾经的“水墨”（中国画）创作思维进行切割，贴近社会、贴近生活、贴近对周边生存世界的生命体验，则成为当代水墨画家难以回避的一个“群体性”的抉择。这种“切割”的结果之一便是进入“当代”，成为一名“当代艺术家”。如果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调研，就不难发现，大多当代水墨画家，他们实质上并不认同自己仅仅是位“水墨”画家，而更愿意以“当代艺术家”的称谓来自我表述。言语的模糊，从实质上，则反应了当代水墨所面临的“双重困境”，即在当下“水墨”自我身份认定中，所呈现出来的“意义的重叠”，一方面要担负起传承文化的历史责任，另一方面则不能脱离其生存的现实土壤，呈现出与当下艺术、文化、生活及个人价值的紧密关联性。而如何厘清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，如何把握创作思维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张力，简言之，如何紧扣时代命题，同时仍在所谓的文化意义上的“水墨”维度上进行绵延与发展，则是我们探讨当代水墨无法规避的议题。
“意义的叠加”与“主体的抽离”
在本文看来，当代水墨有其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时代特征。首先，当代水墨无疑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当代性转换的历史讯息，而这种转换至少又包含两个层面。其一，笔墨形式语言层面的当代性转换问题；其二，水墨的精神性、文化属性的当代性转换。而关于水墨的精神性问题（即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传承与转化），同时也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。也就是说，在当代水墨乃至当代艺术创作中，如何重新激活传统进而生发出其“当代性”意义仍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指标。但是，在生存状况、艺术语境等与古代大相径庭的时间意义上的“当代”，水墨则更为迫切地面临着一个横向维度上的如何反映、反观、反思当代人生活的现实问题。因而，与曾经的“水墨”（中国画）创作思维进行切割，贴近社会、贴近生活、贴近对周边生存世界的生命体验，则成为当代水墨画家难以回避的一个“群体性”的抉择。这种“切割”的结果之一便是进入“当代”，成为一名“当代艺术家”。如果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调研，就不难发现，大多当代水墨画家，他们实质上并不认同自己仅仅是位“水墨”画家，而更愿意以“当代艺术家”的称谓来自我表述。言语的模糊，从实质上，则反应了当代水墨所面临的“双重困境”，即在当下“水墨”自我身份认定中，所呈现出来的“意义的重叠”，一方面要担负起传承文化的历史责任，另一方面则不能脱离其生存的现实土壤，呈现出与当下艺术、文化、生活及个人价值的紧密关联性。而如何厘清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，如何把握创作思维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张力，简言之，如何紧扣时代命题，同时仍在所谓的文化意义上的“水墨”维度上进行绵延与发展，则是我们探讨当代水墨无法规避的议题。
视角·语境·方法论
历史学界经常引用一个很有意思的“案例”，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发生在南非的布尔战争。始料不及的是，这场发生在遥远地区的局部战争，却对英国的黄金产业甚至整个欧洲的经济体系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。换言之，这个“事件”背后所隐含的是一个新的历史叙述，一种来自“横向的”、“非历时性的”、“空间意义上”的叙述，这与我们惯常思维中从古到今的时间意义上的“线性历史”发展阐述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即由一种所谓的“共时性”语境的阐释视角，慢慢展开一个新的历史观察的切入点。著名学者汪晖在其《世纪的诞生》一文中强调，在某种意义上，20世纪并不是18、19世纪的产物，反过来18、19世纪恰恰是20世纪的产物。换言之，20世纪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境遇，20世纪将一种“多重的时间性”并行的发展路径（而每一路径又都有着不同的纵向的价值诉求与“自证”系统，及其语言体系），置于“共时性”的语境之中。因而，历史发展不仅呈现出从古至今的纵向线索，同时还呈现为从“这儿”到“那儿”的横向轨迹。这种相互之间“遭遇”、影响、融合的过程，无疑也是一种新的传统、新的事物、新的语境相互生成的过程。实际上，也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前提。
基于此，在我个人看来，对于一个展览、一幅作品、一个流派乃至一个现象的评价与判断。首先要将其置于一种“历时性”的维度之中，对其各自板块的源流、发展，从文化内涵到形式语言上进行梳理，强调其“独特性”的生长脉络；同时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将其置于“共时性”的维度之中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照。其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于，它往往并不是以一种所谓的“独特性”来对抗“普遍性”的过程，而是在历史的变迁和差异之中，重新界定“普遍性”的分析框架。在这一“共时性”的关系中，“比较”、“差异”成为新的参照系，“二元对立”转化归结为“内部”而非“外部”的“不均衡”。正是在这种重新界定的“普遍性”的框架下，新的元素被不断重组，新的词汇被不断发明，新的标准也在不断地被创造与生成。而我们也正是在此语境中，重构自我与当下、与传统之间新的关系与视角……尤其要指出的是，这样一种视角及其背后的动力，恰恰来自20世纪自身内部的动力，而非更为久远的历史。
